“分享冰箱”上海试水记

记者| 王丹阳 摄影| 王之涟   2017-04-02 21:58:19

每个周末上午11时,上海首个设立“分享冰箱”的餐厅员工小吉准时开门迎接取食者老杨回忆起当时的初衷,再回顾这半年的实际效果,只能说这个冰箱就是个“人性的万花筒”。

餐厅老板杨跃军的“分享冰箱”试验陷入僵局那是一个高2米的单门冰柜,孤零零地伫立在上海西康路的一家饭店口。它本是饭店的酒水供应商提供的,有四层架子,极其普通,被饭店用来放啤酒和饮料。去年9月28日,老板杨跃军别出心裁,给它全身用广告塑纸包装了一下,正面柜头贴上“食物免费领取”,两侧还有食物领取和捐赠的流程,就那样以“上海首个分享冰箱”被拉到了门外台阶上,从此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现在,那台冰箱里基本空无一物。去年中秋时,它是塞得满满当当,市民来扎堆、媒体来亮相,这也是鲜明对比。杨跃军周末来巡店,穿得朴素而低调,曾经的杉杉集团营销副总的身份还是给他留下一些乡镇企业家的做派,坐在北欧式的长条木桌前,几盏球形玻璃罩灯射下温黄的光线。他回忆起当时的初衷,再回顾这半年的实际效果,“只能说这个冰箱就是个‘人性的万花筒’”。

人性的万花筒

这家中档餐馆的门面设计有点后工业风,简洁的PVC板上嵌满了圆形玻璃,刻意地仿潜艇式样,但现在它有了超乎初衷的作用,服务员可以随时从一个个洞眼里盯梢着外面的冰箱。饭店离一座天桥不远,对面又是一栋刚起的社区精品商场,这片虽不及徐家汇、陆家嘴等商务区繁华,但在普陀区内,也是写字楼云集的黄金地段。来自石家庄的杨跃军在上海有十家餐馆,当时想把冰箱放在这家门外,也就是看中这里的“市口”,想先试试效果,再则这家店面小,服务员的活动半径足以照顾到冰箱。

去年5月,老杨在网上看到个帖子,印度科钦有个叫Pappadavada的餐馆,老板有次见到流浪汉在门口的垃圾箱里翻找食物,于是受到启发,树了个可供路人随意拿取免费食物的冰箱,里边多数是餐厅的剩余食物。其实,这种名为“分享冰箱”(Solidarity Fridge)的自发性余量食物捐赠在德国、西班牙、瑞士早些年就有,并不新鲜。在社区互助网络发达的西方,这种冰箱主要是基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任何人可以从冰箱取食,或放入食物,这种流通和共享减少了食物浪费。在德国,甚至已有公益性的网络平台可查询冰箱分布点,并供人发布、查询关于食物放置、取拿和质量的即时信息。

老杨陷在对印度那个分享冰箱的向往里。他算过,自家餐厅的剩余食材量每日可计百元左右,那些大锅里的汤和炖菜一天下来足以打包20份,关键是店里的伙计已经“嘴叼”得不愿吃了。为了试探民意,他在饭店的公号上发了这则印度的帖子,“我也想搞一个”,再转到自己的朋友圈,最终这则帖子浏览量达到8000,让他喜出望外。

私下开会时,四个小股东却竭力反对,大多是些中国式的质疑。比如,万一吃坏肚子,城管、卫生局来找麻烦,甚至有人说冰箱会被偷的,最极端的担忧是有人来投毒……“你们脑子有毛病。”老杨说,他觉得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善举已经让人滑入一种杞人忧天里,“就算要报复社会,谁那么吃饱了撑的来投我冰箱的毒?”退一步讲,即使基于余量食物分享的理念,也未必就叫人们去吃过期食物。“都是当天的剩菜打包,谁会领回去故意放坏了吃?”

上海一家非政府组织——绿洲食物银行的发起人李冰看见了老杨的朋友圈,也揣摩着要搞一个冰箱,使得她募集来的余量食物有个新鲜的载体。李冰的绿洲食物银行是全球性公益组织“食物银行网络”(The Global Food Banking Network)的登记会员,在中国只此一家,而在美国,这一网络由遍及全国的“Feeding America”组织来承建,是个相当成熟的分支网络。种种原因,草根组织在中国做食物银行网络时遭遇瓶颈,比起将那些从商家募集来的即将过期的食品分发给对接单位,也许“分享冰箱”更具备造势的社会效应。

“我对李冰的唯一期待就是她给我源源不断提供食品,因为光放饭菜那是一会会儿就被拿光的。”老杨说。这位公益组织女掌门曾对他忧虑道:“你说真会有人来拿吗?”老杨却对此毫不怀疑。他还有个小私心,说不定“分享冰箱”火了能给他再增点客源,毕竟在电商夹道冲击的背景下,老杨这样中档的实体连锁餐饮、白领食堂日益难做。

“分享冰箱”没有给餐厅带来客量的上升,因为受益者只是冲着免费食物来的

上海长寿街道的第一台“社会分享冰箱”“哄抢”众生相

“分享冰箱”就这样问世了。店家如同悉心呵护一个初生的婴儿,在每天中午和下午,各“喂”进十来盒打包好的菜,有清炖萝卜海带排骨汤、收汁收猛了的红烧肉、放过量盐的蔬菜、客人退掉的菜……还有上午开市前,用勺子挖剩下来的员工大锅饭。冰箱里还有李冰送来的首批金枪鱼罐头、盒装牛奶、饼干。

那时,饭店对面还是个即将封顶的工地,左手边的天桥下有一家子摊了铺盖的乞丐,这条街的环卫工人每天清晨和午夜双班轮岗。老杨主要是看中这些潜在的“受益者”。

一开始,餐盒是端过去送到那对乞丐手中的。对面工地上的一名保安穿过马路过来看个究竟,“食物免费领取”把他看蒙了。那时冰箱边守着一名伙计招徕有需要的人:“你们可以免费拿,一人一盒。”那名保安欣喜地领了一盒,回去唤来一众工友,每人排队领了一盒。就那样,几天后,在去年“十一”长假的一天,上海“首个分享冰箱”登上本地媒体,传遍街头巷尾。

几乎与此同时,这个冰箱成了本地市民驻足、指点、议论、逡巡的焦点,那些附近的居民在打开冰箱门时再也不用顾忌,越来越多的人放开手脚狂取。很大程度上,这么一个风餐露宿的食物流动站靠的是人的自觉和互助精神,没有一个案例能告诉老杨每个路人该限拿多少份,于是,在需要和贪婪间,很多人站在一个模糊的边界上。

老杨记得去年10月7日那天,他受赠了40箱月饼,是上海一家包装食品代理公司给超市卖剩下的,一个月后过期。“真的,你不相信,一箱50个散装月饼,10分钟就空了,那时每天要拆10箱。”老杨至今惊讶。伙计在冰箱边“一人拿两个”那样地喊,市民、路人如同卖场拣菜,你一手我一手地伸进去。

但伙计不能每时每刻守在冰箱边,在生意高峰时,店长吉吴平总结了一些两头兼顾的门道,腾不开手也能透过那幕墙上的圆孔,时不时瞟着外面。一个骑着电动车的40岁上下的男人天天都来,背着马夹袋来装,小吉倏忽打开门:“你怎么又来了?”“你就让我拿吧,我早饭没吃。”

小吉对那两三个天天来大把大把扫荡的老油条的脸已经烂熟于心:“真的有人会守着冰箱拿的。”

有一个办法是不定点发放,让老油条无法预估时间。那时有个每天都在附近兜转的男人,小吉若无其事地开门装冰箱,他躲到街对面去了,等他进门,他不经意地回来,如同地道战的节奏,拿着袋子迫不及待地扫货。小吉蓦然开门,两人对视。“怎么天天都是这种饼干,那么难吃。”这个男人也许心虚又故作淡定,生硬地套了个近乎。日积月累,伙计们也在一种心照不宣中掌握人心的微妙,即便他说“你们按需拿取就好”,但确实太多人声称家中人丁兴旺,比如子孙四五个,你不能说这不是“需要”。

隔壁面馆的伙计相当于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一次拿走了冰箱里仅有的三大桶麦片,被老杨的员工责怪了一通。不久,一个记者来找老杨,说有人反应吃坏了肚子。“就是隔壁的伙计,他以为他没穿白大褂我就认不出他了。”那人站在门外不进来,记者反成了传声筒。“最后,记者回来传话说,最近一直放月饼和饼干,那人希望品种丰富点,原来是嫌我太单调。”……

老杨最哭笑不得的还不是这个,去年11月份,整个店的毛利率下滑了三个点,相当于蒸发掉一万块利润。每天几波记者过来,后厨要向他们演示装盒、贴封带、写日期的步骤,再则在媒体镜头下不能老是让冰箱空着,于是本来是倡导余量食物分享的,变成了每天多炒两个菜。老杨觉出变味来了。“我觉得这个事吧,不能太刻意,我不是专职干这个的。”现在他这样说。

社区的门道

老杨的首个“分享冰箱”问世12天后,首个“社区分享冰箱”在上海长寿街道的一个老年活动室诞生了。两个冰箱就差三站公交车的距离,同在一个街道的地盘上。李冰给老杨打来电话,希望他这个冰箱的门头上也贴上长寿街道的标签。“那就相当于我要被收编了。”老杨不愿意这么搅和起来,拒绝了。“他干他的,我干我的,为什么要让政府来插手?”

其实,绿洲食物银行是受到长寿社区公益基金会孵化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李冰协助街道也搞了一个。

应该说,街道的那个冰箱不是西方那种自由拿取的分享冰箱,和老杨那个也有极大不同。很快,在媒体的报道里,“十分钟哄抢一空”的消息传得满城风雨,却无意间牵连了那个街道的冰箱。街道领导不能坐等失控,希望把老杨那个也纳入监管。街道人员带着卫生局的巡视员来了,在后厨转转,口头提醒一些安全隐患。老杨知道,他们也不能明令禁止。“我们每份菜都贴上摆放时间,每批临近过期的月饼和饼干都让员工拆开来尝,能有什么问题呢?”

“哄抢的是饭店的那个,我们这个从来没发生过哄抢。”长寿街道普雄居委会书记张婧说。她自有一套管理,一开始推行登记制,拿者必须登记姓名、住址与电话,每人每日一次一样。她还拉来几个退休的支部书记做志愿者实行轮岗值班,除了志愿者,没有人可以碰那个冰箱,来客不能自行开合的。“那是为了避免二次污染,有些人看了再放回去,会弄脏的。”那些头发花白的志愿者穿着“绿洲食物银行”字样的黄色马甲,口气任重而道远。

“那些不讲道理的人,到了我们这里也讲道理了,好就好在我们做过群众工作。”66岁的王连芳(化名)做过支部书记,对每个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她都知道怎么耐着性子对待。“你可以天天来,但只能一天拿一样。”她接待过闸北区来的盲人、隔壁菜市场来的乞讨者,更多人慕名而来是为弄明白“食物银行”究竟是干吗的……“分享冰箱”对街道来说,更像是个限额配给制下的物资发放站,最终,街道是希望那些食物可以实现“精准扶贫”。食物其实很紧缺,最大件的就是自热的真空装盒饭,志愿者每天只放出一盒,大多数人只能在方便面和即溶奶茶里做选择,再慎重地留下自己的信息。王连芳在每一页信息里整理出有多少五保户,“就算是陌生人,我们会根据他的形态,来辨别他的身份”。以后,这些人可能会被固定下来。

2017年元旦后,长寿街道的志愿者就来老杨的饭店驻扎了。老杨没有办法,眼看学习西式的“分享冰箱”变了质,蒙上一层“街道帮困”的意味。志愿者按时按点过来,发放限量的菜和方便面,当天限额发完为止,于是,街坊邻里每日准时排队。老杨情愿没有志愿者,突击发放,能分散那些专门等拿的人的注意力。现在,弄得有人大清早就来排队,还进店盘问“今天发不发”,那种不经意间的、春风化雨般的余食分享,变成了按时领救济、吃白食。有的志愿者架不住那些没排到的人,反过来再向店里要,伙计们得想方设法掏出点吃的。长队里也再没有行乞者或建筑工的身影,明显他们与那些众声啁啁的本地市民是多么格格不入。“有时候他们嫌他们脏,还故意将他们挤出去。”这些表面似在领救济的常客也已形成圈层化的区隔。

“说真的,我真害怕他们排队,万一发生踩踏……”吉吴平说。这是一层新的担忧。在一个志愿者缺席的周末上午,小吉将10盒方便面、两盒杭椒炒蛋、十来个法式小面包放在托盘上,送到冰箱边,那时,十六七个上了点岁数的中老年人已排在门外。“方便面每人限拿一盒,面包可以两个。”小吉心里有把尺。但他没有想到有人对着方便面都要挑挑拣拣,比如他们比画着要哪种口味、哪种大小的。

但是,也有那些温馨难忘的片刻。一位耄耋老人,倒了两趟公交车,来到店里自诉困难,随手拿出医保卡、退休证。老杨对她说,每周可以来两趟,冰箱若空着就上店里来拿……其实,他无数次想过对各种情况与说法的应对法,反复与伙计们开会演示。“那些凡是上门来问来讨的,不管他是真是假,他都上门了,你就不能说那不是种‘需要’。”

回想去年深秋,这个冰箱还在火爆分享时,真有人会将自家的卤煮牛肉、猪蹄扎在食品袋里放进来。店里员工取出尝一下有无变质,再切片打包成餐盒放回去。一对沈阳来沪旅游的姐弟,在隔壁炒了20份蛋炒饭带过来,将伙计们的心暖透了。有些天真的“红领巾”,被父母带过来一取一放,再倚着冰箱拍好多照。现在,这个流动分享站却像一池快干涸的水,再没有人来补东西了。“大概中国人就是一股子热的习惯。”老杨说。

“分享冰箱”2.0版的设想

最近,社区里有了第二台分享冰箱,放在一排石库门样式的新装修完毕的豪华大厅一角,那是社区基金会的房子,侧门正对玉佛寺。这台冰箱是社区与玉佛寺的“共建项目”,每日专供两顿玉佛寺素斋,乐坏了附近的居民。玉佛寺的义工刘月英受寺庙后勤部的名照法师之托,每次从素斋部带20盒热腾腾的饭菜过来。当她用钥匙打开那扇平日里紧闭的侧门,等不及的众人几乎要一同冲进来。

刘月英顺手再把他们锁在门外,一定要等饭盒全部放入冰箱才开门,如同仪式般庄严。太多人不自觉了,试运行这一周来,这位居士义工已经面有愠色。一对夫妻天天过来,拿了中午的再拿晚上的,因为这个冰箱还没有实行“一天一次”制。刘月英对他们说:“你这在佛教里就叫贪。”还有人领好了一盒后,再换一身衣服过来继续排队,她统统看在眼里。“反正一定会有轮回报应的。”她私下说。

在频频乱象之后,绿洲公益理事长李冰开始觉得她必须得做个2.0版的冰箱。首先,她认为自己设立的这几个“分享冰箱”,并不是学习欧洲街头那些自由拿取式的,“冰箱只是载体,即使没有冰箱,我们这两年已经募集了200吨余量食物,发放到了85个Agency(对接点)”。她真正着手做食物银行网络也才两年,之前,绿洲公益是个倡导生态保护的组织,因为在上海做湿地保护已无空间,才想着转轨。“这个冰箱最终是会有2.0版本的,我们会让街道登记真正有困难的五保户,让那些人只有通过身份证扫码才能打开冰箱。”她说。

她真正想做的是美国那种食物券和虚拟货币的结合,比如每个周期给这些受益者一定的点数,按领取食物来扣点。在美国,食物银行网络的承建方为Feeding America,它有一种内部流通的虚拟货币,根据服务区域的大小和贫困程度来发放。各个地区的食物银行通过Feeding America的平台来竞拍他们所需类型和数量的食品,价高者获胜,中标者用自己的余款付款募集。

2015年春天,李冰去休斯敦参观了一个全美最大的食物银行,那里有几千平方米的自动分拣系统大厅和货物堆场,所有食物根据保质期贴上他们自己的标签,“比如一个密封的罐头可以超期一两年,在国外它不会讲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就不能吃,而是一种最佳赏味期的概念”。20辆专包的UPS冷链车在场外作业,这等阵容使她向往,“那基本是一个半官方的扶贫项目了”。

在中国,她碰到的尴尬是多面的。首先,过期的食品到底能不能吃?这个概念不明。“中国讲的是保质期过后的食品就不能吃了,但西方讲的是最佳食用时间,并没有说过期就一定不能吃。”她说。很多保质期仅一年的舶来品光进关就得花几个月,到了中国市场几乎临近过期处理,浪费巨大。绿洲公益的大量受赠货源来自这批进口代理商。

在香港,食物银行网络的触角已经伸到航空公司的飞机餐、四大连锁超市、农贸市场协会……李冰也曾经联系过很多大型食物品牌机构,结果由于对方的保守,情愿将剩食浪费,也不敢给她,以免担责。比如一家国际连锁快餐,跟她说他们的炸鸡须在几小时内吃完,否则影响风味,怕砸了品牌,所以情愿处理掉。还有一家便利店,每天晚上8点后必须处理一批即将过期的盒饭,但数量不定,需李冰负责物流自取。她想了半天这不合算,如果她派车去全上海的门店盲目收集,数量和源头不能保证,还浪费大量人工。

光靠一个草根组织搭建这张网络是困难的,李冰感觉那一拳拳如同打在海绵上,四处不得力。更何况,目前的税法对于商家食物捐赠是视同销售行为的,同样要纳税。“扔掉倒是不需要纳税了,反正现在无论从税法还是卫生法,对余量食物捐赠都是不利的。”所幸是,“分享冰箱”问世后,社会反响极大,捐赠较以往成倍地涌来,这个“噱头”倒是起了大作用。

但她对无论是老杨的还是社区的“分享冰箱”,都不甚满意。如果像老杨那个,放在街头供人按需自取,那是要出大乱子的;而社区那个“一天一样”登记制的,虽然是个朴素的门槛、规则的雏形,但终究目的是仿照美国的“食物券”模式。

她深感自己力不从心,因为食物常常青黄不接,缺乏量的保证就无法形成制度化的规则和保障。对于这个刚运营两年的食物银行网络来说,“分享冰箱”看上去很美,但也不排除沙上建塔的命运。而且,她现在还有一层隐忧,担心与政府部门过于密切合作后,将此事完全当作政绩式的扶贫,“比如需要你确保发放多少份给贫困户,这也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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